“陶行知是属于全世界的”“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不仅是中华民族教育史上的一枝奇葩，也是世界教育之林的一面旗帜。”陶行知是我国一位蜚声海内外、卓有成就的教育家，以其深厚的教育思想和卓绝的教育实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乃至其他一些国家的教育实践。
对陶行知的研究是中国教育学、教育史回避不了的课题。中国学界关于陶行知的研究自上世纪30年代便萌发，20世纪80年代以后，陶行知研究开始走向勃兴，研究内容涉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等方方面面。由周洪宇教授所编的《陶行知研究在海外》（新编本），是海外研究总汇，是对海外陶行知研究成果和发展概况的全方位审视。
凭借着对陶行知研究的坚持和热爱，对海外陶行知研究持续不断的关注和思考，《陶行知研究在海外》自1991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以来，新编本历经26年积淀、更新、思考，在研究内容、研究篇幅等方面均有所拓展。它揭示了海外学者对陶行知、陶行知的教育实践活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的认识，分析了陶行知与杜威等教育家的异同，展现了陶行知研究在德、韩等国以及生活教育在日本、印尼等国的开展。具体来说，体现了陶行知传播研究“由中到中”“由外到中”“由中到外”的研究路径。
第一，陶行知研究的“由中到中”。毋庸置疑，陶行知是中国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因中国土地而不断形成、更新和演化，故而，中国学者对陶行知的研究更“近水楼台”，陶行知研究首先兴起于中国并在中国本土不断生根发芽和走向勃兴。这一研究路径形成了中国本土的陶行知研究。
第二，陶行知研究的“由外到中”。对陶行知、陶行知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研究并不是中国学者的“专利”。陶行知作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向人类贡献的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教育家，其倡导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践对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实践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就使得陶行知不仅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和研究，也吸引了海外学者对陶行知的注目。
不仅如此，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推动着世界文化的不断开放、交流、融合和再生，这也促使陶行知教育思想和陶行知研究打破了区域性限制，走向世界。在这种认识下，陶行知研究在“由中到中”之外，开始走向“由外到中”，《陶行知研究在海外》（新编本）便体现了此种认识和努力。“由外到中”的研究路径一方面体现了如何处理海外陶行知研究和中国陶行知研究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还体现了如何达到中国陶行知研究与海外陶行知研究的完美结合和平衡。就海外陶行知研究与中国陶行知研究的关系来看，中国学者在做陶行知研究时决不能仅因本土优势而停留于注视本国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一定要“放眼看世界”。就中国陶行知研究和海外陶行知研究的完美结合和平衡来看，中国学者在吸收和引进海外陶行知研究成果时，也不应唯洋是从，而是以一种客观、理性的研究态度予以吸收、引进，并对研究成果进行总结、评价和分析。
第三，陶行知研究的“由中到外”。今后，陶行知研究要真正走向世界，还必须“放眼望世界”后将视线收归本土，“走回自身”，将陶行知研究与中国本土文化传统、教育传统等内在血脉结合起来，形成本土研究特色，在陶行知及其生活教育学说诞生、成长、发展的中国土地上构建起中国独有的陶行知研究，为中国陶行知学作出卓越贡献。以此出发，中国陶研学者还应注重对本国陶行知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整理，形成系统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等，并将研究成果向世界推介。《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中专门呈现了中国学者具有代表性的陶行知研究成果，英文版《通过教育改变世界：陶行知传记》（ChangingheWorldthroughEducation:theLifeofTaoXingzhi）和《生活教育：陶行知英文作品选读》（LifeEducation——SelectedReadingsofTaoXingzhi’sEnglishWorks）已在美国时代出版公司出版。在全球思维模式引导下，我们要注重加快本土陶行知研究如何走向世界，争取中国陶研学者对中国教育家陶行知研究的国际话语权。
总之，无论是陶行知研究，还是教育学研究，抑或是其他学科的研究，研究者均要首先植根于中国本土，而后在全球化思维模式指导下，在“由外到中”和“由中到外”两种研究路径下实现对海外研究成果的吸收，加快中国本土研究成果“走出去”，以此最终形成中国独特的研究，夯实中国研究的国际话语权。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中国教育报》2018年10月25日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