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提出加快教育现代化的同时，也提出了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的要求。我们深知，教育现代化发展和学习型社会建设在发达地区尤其是城市地区，普及推广的难度相对较小，其普及推广的难点和重点都在乡村。因此，发现典型经验、提炼有效对策、加快建设步伐已迫在眉睫。
一次乡村调研中，我们发现河南辉县侯兆川教育文化中心（简称“川中”）幼儿园（简称“川中幼儿园”），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和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的帮助下，以幼儿园、家长、学校为依托办起了社区大学，在建设学习型社会方面作了初步探索。
这一事例既坚定了我们改变农村文化现状的信心和决心，同时也促使我们思考怎样才能让“幼儿园办社区大学”不再是一个偶然事例。下面尝试提出几点对策性思考。
变自发偶然为自觉行动
我们调研过的农村教育呈现一个共同趋势，那就是逐渐形成以乡中心学校为核心向村小和教学点辐射的乡村教育格局，包含了初中、小学和幼儿园在内的川中便是一例。然而，在众多类似的格局中，社区教育尚未像川中这样受到高度关注。因此，要让川中幼儿园办社区教育成为普遍现象，首先就需要在城乡一体化架构下进行统筹安排，可以考虑拓展乡中心校的职能，不仅要辐射带动村小和教学点，也要在建设乡村学习型社会中发挥旗帜的作用。城区学校在对口支援乡村学校的同时，支援其所在社区文化建设，也应成为其任务和责任之一。
在农村开办社区大学或者任何名称的文化中心或学习中心，要从自发的“偶尔为之”走向自觉、自愿的“持续行动”，其前提是要认识这种“大学”或“中心”的存在价值。农村型社区大学是服务农村、立足农村，并重新凝视农村，向农村学习。农业创造了农村，于是如何重新肯定农业的价值，并且积极保存农村既有价值中的积极部分，并加以新的阐释与再生，便成为理解乡村社区大学或学习中心存在意义的重要开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社会文化的生态逐渐由过去的“左庙右学”式的乡村文化存在方式转向城市化或都市化的高度集聚式存在。因而，在倡导“向农村学习”的同时，又需要突出另一个重点——“让农村学习”。不仅要从各种途径以各种方式丰富和提升农村教育文化内涵，还要探索符合农村经济社会特点的独特的文化发展方式。
变孤军奋战为多方参与
立足本土创建农村学习型社会，这固然应当成为一种基本立场，但乡村学校自身缺乏资源和研究力量的现象也很普遍，因此，不能眼看农村学校在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工作中“孤军奋战”而无动于衷。川中幼儿园成功举办社区大学的重要经验之一，是他们得到了中国农大和河南师大教授的鼎力支持。要想改变孤军奋战的境地、形成多方参与的局面，就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动员大学、科研机构、城市中小学、非政府组织等共同参与到创建乡村学习型社会的事业中来。
有研究者指出，中国乡村重建的核心目标是，在发掘乡村“在地化”的“民间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城乡互助、互动的教育、经济体系。在福建，有研究者以社区大学引导乡村社会管理创新，因地制宜形成了多种模式，即走生态城镇化之路的“汀塘模式（莆田）”，以乡村文化为先导的“培田模式（连城）”，走生态茶业道路的“福田模式（安溪）”，以社区支持型农业（CSA）促城乡互动的“林柄、故乡农园模式（闽侯）”以及促进进城务工人员融入城市文化的“安兜模式（厦门）”。在上述模式创立过程中，大学研究机构、大学生与退休教授、企业集团、城市或本土志愿者等都发挥了强有力的支持和支撑作用。
变“无评少建”为“以评促建”
建设乡村学习型社会是一场持久的行动，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像系统内学校教育发展一样有政府引领、民众参与和社会支持，也需要科学合理的评价来导向、评定和形成。有关学习型社会评价的研究者指出，受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社区教育的推进存在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东部与中西部、城市与农村、实验区与非实验区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社区教育不普及，农村社区教育普遍滞后，在部分边远贫困山区社区教育资源匮乏，很少覆盖到乡、村一级。这是通过评价实施所确证的问题，也需要通过调整和优化评价指标及评价方法来引导和促进。
在一些研究机构提出的“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指标体系研究中，设置有“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率”“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率”“农村电视节目综合覆盖率”几个指标，这些指标所涉及的问题固然重要，但远不是农村学习型社会建设内容的全部。
从“系统过程”和“持续行动”的视角来看乡村教育现代化推进及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评价问题，除了所有的学习资源条件和社会支持条件都要列入评价指标体系之外，农村学校建设与乡村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整合度，大学、科研机构、非政府组织及一切社会志愿人士的参与率，乡村教育文化对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等，都可以作为更为具体和细化的评价指标列入其中，以促进更加精准到位的建设和支持行动。
最后，要强调的是，随着信息化社会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利用先进信息技术助推乡村学习型社会建设越来越成为最佳路径。调查发现，有些地区如重庆市荣昌区，教育信息化设施到位、软硬件齐备，乡村学校亦如此，但利用率严重不足。可以考虑借助评价的导向与促进作用，设置相关指标来促进地方上重视利用这些条件上的优势，通过增强乡中心学校对村小、教学点及乡村社区的文化辐射作用，推动学校教学信息化普及和社区教育智慧化建设，促进学生素养和社区居民文化素养的共同提升。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教育学重大招标课题“我国教育2030年发展目标及推进战略研究”（VGA170001）阶段性成果】
《中国教育报》2018年04月02日第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