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20日13时53分许，南京市秦淮区石杨路与友谊河路交叉路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犯罪嫌疑人王季进驾驶宝马轿车在道路上违反限速规定超速行驶(经鉴定，车辆通过事发路口时行驶速度为195.2km/h)，在直行、左转信号均为红灯的状态下，从左转弯车道直行通过路口，造成二人死亡、一人受伤、多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且事发后弃车逃逸。
经调查和鉴定，排除王季进酒驾、毒驾嫌疑，王某所持驾驶证在有效期内。
2015年6月21日，王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警方刑事拘留。7月4日，又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南京市秦淮区检察院批准逮捕。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曾发布通告称，经警方对事故现场勘查、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视听资料、检验鉴定等方面的调查和证据收集，认定王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在买了交强险的情况下，王某肇事逃逸能否获理赔?
首先
肇事逃逸不在法定的责任免除范围之内。对于保险人的法定除外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仅在第二十二条以列举方式规定了四种情形即无证驾驶、醉酒驾车、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和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出现上述四种情况时，保险人无需支付保险赔偿金，但仍需承担垫付抢救费用的义务，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肇事逃逸并非本条所列之情形，保险公司当然无权据此拒绝履行保险金支付义务。
其次
肇事逃逸不在约定的责任免除范围之内。《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以下简称“《交强险条款》”)第十条规定了数种情形下，交强险不负责赔偿或垫付。但肇事逃逸不在该条款约定的范围之内，故保险人亦不能据此要求免除赔偿。
第三
保险公司通常抗辩会援引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四条亦未规定肇事逃逸时，保险人可免于赔偿保险金。从该条的文义来看，该条仅规定肇事逃逸的，救助基金有先行垫付受害人部分费用的义务，但既未规定保险人可免除赔偿责任，也未规定被保险人丧失保险金给付请求权。所以即使发生肇事后逃逸时，保险人亦不能据此免除保险金支付义务。将第二十四条结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和《交强险条款》其他条文加以整体解读，亦能得出上述结论。法律法规设置社会救助基金目的是为受害人在交强险无法给予充分、及时的救济时，提供补救措施。根据该条规定，当交强险不足以赔偿或垫付受害人的丧葬费和抢救费时，社会救助基金才负有法定的垫付义务;若肇事车辆未参加交强险或因肇事逃逸无法确定其是否参加了交强险时，社会救助基金负有垫付义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二十四条将机动车肇事逃逸作为社会救助基金垫付费用的情形之一的原因，是为了避免责任人逃逸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受害人利益得不到保障，立法目的是使受害人的人身伤害得到及时救治，而不是免除保险人的责任。
综上，肇事司机于事故发生后逃逸，既违反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也有悖于社会的善良风俗与道德伦理，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予以道义上的谴责。但法律法规并未规定，保险人可据此免除交强险的赔偿责任，诉争交强险合同也没有约定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偿，故未按保险公司约及时赔偿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和《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均规定，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由救助基金先行垫付，未区分肇事车辆是否查明的不同情形，导致垫付责任归属不明。交强险采取的是“随车主义”，即只要机动车投保了交强险并缴纳保险费，就成为“机动车危险共同体”中的一员，若该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应当赔偿或垫付。驾驶人故意逃逸，其主观上虽有过错，但逃逸时事故已发生，保险公司的责任亦已发生，逃逸只能成为保险公司向驾驶人追偿的理由，而不能成为拒绝赔付的理由。只有在肇事车辆是否参加交强险无法查明，或者已查明肇事车辆未参加交强险的情况下，才应当由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
不过，这一缺陷在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中已经得到了弥补，《侵权责任法》第53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该机动车参加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机动车不明或者该机动车未参加强制保险，需要支付被侵权人人身伤亡的抢救、丧葬等费用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后，其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
结论
无论肇事司机是驾车逃逸或者弃车逃逸，只要肇事车辆已投保交强险且能够确定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的，则保险公司均不得以“肇事逃逸”作为拒赔的抗辩理由。即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四种除外责任，保险公司均应依法予以理赔。
